【初中语文】部编版七年级下册第13课《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原文

一、重点字词
修xiū润rùn 生疏shēng shū 
商酌shāng zhuó 恳切kěn qiè 
譬如pì rú 朦胧méng lóng 
累léi赘zhui 别扭biè niu 
拖沓tuō tà 妥帖tuǒ tiē 
诲人不倦huì rén bú juàn 
不耻下问bù chǐ xià wèn 
颠沛流离diān pèi liú lí 
二、词语解释
诲人不倦：教导人特别耐心，从不厌倦。   
商酌：商量斟酌。   
不妥：不好，不合适。   
付之一笑：比喻不计较，不当一回事。   
累léi赘zhui：指拖累、麻烦。   
别biè扭niu：这里指说话、作文不通顺，不流畅。   

拖沓tà：形容做事拖拉。 

修润：修改润色。
颠沛流离：由于灾荒或战乱而流转离散。形容生活艰难，四处流浪。颠沛：跌倒，比喻穷困，受挫折;流离：浪落。
不耻下问：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不及自己的人请教。指人好学。耻：以„„为耻。问：请教。
三、主题思想

     这是一篇写人记事的散文。作者通过回忆与叶圣陶先生交往中的几件小事，表现了叶圣陶谨严自律、待人宽厚的节操和风范，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追思敬仰之情。
四、阅读理解
1.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什么?
   答：叶圣陶先生逝世，作者给他写纪念文。
2. 记述了叶圣陶先生哪些品德?分别用了哪些事例?
   答：A、修改文章。B、待人厚 送客。C、复信。D、律己严 作文、做人，力求完美，以身作则，鞠躬尽瘁
3. 作者用什么词来表述叶圣陶先生的语文主张?这种风格具体讲的是什么?(用课文中的原话回答)
   答： 作者用“写话”来表述叶圣陶先生的语文主张。
    风格具体是：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还特别重视“简洁”。
4. 作者是怎么评价叶老的，文中有哪些评价性语言？
   答：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应该说是第一位
5. 作者对叶老的评价如此之高，为什么不写作者的文学或者工作中的贡献，只谈一些末节的事？
   答：叶老的功绩被很多人记录过，无需赘叙，其次我与也老的关系亲近，能接触到真实的叶老，以小见大，更能突出眼睛的至学态度，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6. 结合文章最后一段，我写文章受叶老的影响应该很大，找找看文章的语言有哪些特点？
   答：一是在情感表达方面。是追忆故人的文章，对于叶圣陶先生的逝世，与其感情深厚的作者，内心有深重的悲哀。但在写作时，他是把这感情过滤了，或者可以说是把感情潜藏在文章深处。
五、写作技巧
     本文的文字转换之处，下笔至简，如“文字之外，日常 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 。又如“以上说待人 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 己” 。这些地方都是文意转换的地方，而张中行先生均以一 句话就完成了转折，简洁有力，深显功力。 本文在感情表达方面， 善于理性控制感情， 反显其真挚。 在人物刻画方面，用具体的典型事例进行记叙，以小见大， 凸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文风方面，态度诚恳，叙述平实， 语言朴素，所写正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语，同时又不失其 深致。 作者通过一些典型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躬行君子、堪 为师表的忠厚长者独具而可贵的精神风貌，宽以待人，严以 律己， 叶圣陶先生做到了， 我们能做到吗?
六、文章结构
   第一部分(第1段)：叶老去世自己内心的悲哀。
   第二部分(第2段)：总写叶圣陶先生的品德有过人之处。
   第三部分(第3—5段)：详写叶圣陶先生为人宽厚的一面。
   第四部分(第6—8段)：从语文方面详写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另一面——律己严。
   第五部分(第9段)：谈学习和效仿叶先生品德的思考。
七、文学常识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汉族人，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曾当过1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等。主要作品：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等。
      张中行，原名张璇，河北省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八、课文原文

      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 。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总想写点什么，一则说说自己的心情，二则作为纪念。可是一拖延就三个月过去了。依理，或依礼，都应该尽早拿起笔来。写什么呢? 这有困难。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但纪念文是还要写。为了不重复，打算沿着两条线选取题材：一是写与我有关的，二是写不见于或不明显见于高文典册的。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以字行，用叶绍钧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与鲁迅、郁达夫相比，鲁迅笔下多锋芒，郁达夫有才任情，叶先生只是平实规矩而已。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虽然不能说错，也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合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搀合，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文革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这有如阵风阵雨，不到片刻就过去。但交往总是不便了，何况其时我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够如《尚书》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旧，也就放了心。其时我是依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结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住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人，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语文”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好再缩小，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不久就统一了天下，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行，用笔写白话。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话。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题。由文学革命时期起，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能不能这样写，应该不应该这样写等问题。这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广大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数人、个别文体(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离”。不即，是与街谈巷议的口语不尽同;不离，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现 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饰，晦涩，不像话。不像话，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这样写，有的来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至不足以称为文。有认识为依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终于成为文风问题。叶圣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话”。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这里为题目所限，不能牵涉过多，甚至挑起论辩。专说我的看法，写话，虽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但大体上说，或当作行文用语的一个高标准看，总是既正确又对症。说正确，因为这是坚持文学革命以来求言文一致的老传统。说对症，因为时下的脱离口语甚至有意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在制造“新文言”。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面，嘴里并不这样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多数人轻易了解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直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不简短，不直说，再加上结果的难于了解，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话的主张会碰到两种性质的难易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要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繁简有时牵涉到内容方面，意思无价值，甚至更坏，当然以不写为是。内容还会引来其他性质的复杂问题，这里不管，只说用语。用语的可简而繁，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种类和花样都很多，几年前我在拙作《作文杂谈》的“累赘拖沓”一题里曾较详细地谈到，这里不能多说。我的想法，值得重视的不是多用少用一两个字，而是应该少用而偏偏多用的这种热爱冗赘的心情，它扩张，无孔不入，就会成为风。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势力越来越大，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广，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 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成为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 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成为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 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仍以《左传》的三不朽为标准，“立德” 是“太上”的事，就理说应该受到尊重，没有问题。问题是行方面的如何效法。两个时代有距离，相通的可能究竟有多大呢?不过无论如何，悲观总是不可取的，要知难而不畏难，办法是长记于心，学。语文方面也是这样，——不，是困难比较多，因为理的方面也不是人人都首肯。不人人首肯，乐观的空话就不大有什么用。但希望，即使不是很大的，总不当因不乐观而放弃。这希望就是，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